豆瓣9.0分，北大哲学系的第一课，他用“缘”字贯通中西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祥龙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的象征：他的飘飘长髯、整洁的唐装、洪亮的声音、高远的气象、严谨的学风、风趣的语言、精光四射的双目、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及跨越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讲义，处处都呈现出一丝不苟的哲学家的赤子之心。很多学生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开始走上哲学之路。

从2002年开始，张祥龙在北大开讲全校通选课“哲学概论”，后来又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反复讲授和修改，历经二十年，终于出版了讲义《中西印哲学导论》，朱刚教授评价道，这应该是祥龙老师对哲学的最终理解。

讲课中的张祥龙

“哲学导论”和“宗教学导论”，是北大哲学系给大一本科生开设的入门课程，“哲学导论”曾先后请张世英、叶秀山、张祥龙、赵敦华、李猛等名师讲授。

这门课很不好上，非常考验讲授者的见识和功力，既要对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有非常专业的理解，又不能讲成哲学史；讲授者要有哲学性的思考，但又不能向学生灌输某一派哲学思想，而要能够展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学生进入哲学学习的门径与津梁，作为接引大一学生从高中转入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深入浅出，帮助学生成功地完成过渡，而不能将学生吓跑。

总之，“哲学导论”这门课，是最应该由有哲学家气质的老师讲授的课程。

张祥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很具哲学家气质的人，这不仅在于他思想中的原创性，更在于他对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体悟。

张祥龙老师和他的哥哥年轻时曾经积极参与红卫兵组织，到各地串联、扒火车，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而且还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办了一份报纸，写过影响很大的文章，但他的报纸最终被定性为反动报纸，他也因此遭到批判，自己曾投入极大热情的理想幻灭了，他一度陷入深刻的绝望、怀疑与苦闷中。

由于母亲与贺麟先生夫人是同学，张祥龙老师找到了尚未获得平反的贺麟先生，成为私淑弟子，读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在这样的哲学阅读与思考中逐渐走出人生低谷。

张祥龙与贺麟先生，摄于1980年。

据张祥龙老师大学时的同学回忆，在他们即将毕业之时，张祥龙老师神秘地失踪了，有人说他出家了，有人说他隐居起来了，有人说他去修道了，人们大多不知道详情。

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后记”中，他说：“一段时间中，我感到绝望，很想到山中静居，直接体验那‘言不尽意’的道境。”

其实，他是在京北山区找了一个农家院落，住了进去，每天清晨起来登高望远、亲近自然、沉思天地，他因此还成为北京环境保护局的一员，“从事自然保护工作”。那个院落被他长期租下来或是买下来，在中国房地产业尚远未起步的时代，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那不是一个舒适宽阔的别墅，而是一个非常简陋狭小的房子。

后来，张祥龙老师隔一段时间就去那个院落去住一住，找回天地大美的感觉。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不时能看到“于塞外蜗居”的字样，指的就是那里。对他而言，这里如同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如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哲思栖居的地方。

《中西印哲学导论》是张祥龙留给哲学界的最后告白，不仅以时机化和情境化来理解边缘问题，更是将其贯穿在全书三大体系最根本哲学问题的展开中。

相对于希腊人为西方确立的、以追求不变为最根本特征的终极实在观，他以《周易》中的易、阴阳和卦变时几为中心，阐释中国古代的终极实在观，指出：“易象既不是几何的图型、事物的形象，也不是一般的数字，也不是形而上学的静态结构，而是引发我们感受变化的能力的那种意象结构，所以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边缘问题。”

“缘”：三个哲学传统交叠构成的边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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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老师指出，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与流行的“世界观”“方法论”“总规律”“科学的科学”“批判理性”“澄清语言的逻辑结构”等说法都不同。

“边缘”意味着处于半实半虚的境地，超出了现成的理性手段，要面对深邃的不可测，但毕竟还是站在广义理性之中，要讲出一番道理。可加深我们对自己生存和所面对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激发感觉和形成信念。所以哲学不是科学，当然也不是科学的科学，而科学在其边缘处或大变革时，倒可能是哲学。

张祥龙老师说的“边缘”，并不是通常理解的“非中心”的意思，而是既受到其现象学思考的深刻影响，又带着佛教禅宗的味道。在他的哲学思考中，祥龙老师对“缘”这个字情有独钟，他将现象学的Horizont一词译为“构成边缘域”或“构成境遇”：“一切意向性的体验中都有一个围绕在显示点周围的边缘域，它总在暗中匿名地、非主题地准备好了下一步的显示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他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概念Dasein译为“缘在”，将Da译为“缘”，并如此解说自己的译法：

这个Da具有相互牵引、揭示开启、自身的当场构成、以自身的生存活动本身为目的、生存的空间和境遇、与世间不可分、有限的却充满了发生的契机等意义。考虑到这些因素，中文里的“缘”字可以用来比较贴切地翻译它。这不仅是因为“缘”字基本上具备了这些含义，而且由于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使用了这个词，使它那些含义在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融的语境中被酿出了更加丰富微妙的思想含义。而且，龙树的《中论》消除了佛家“缘起”说中的种种杂质，比如因果缘起说、聚散缘起说，给予了这“缘”以无任何现成前提的或“空”（sūnyatā）的存在论含义。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Dasein的含义与译名》，更详细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以“缘在”翻译Dasein，给出了六个理由：第一，《说文解字》以“衣纯”释“缘”，本有边缘、束丝之义；第二，由此引申出“攀援”“凭借”之义；第三，攀援、凭借既包含了“因由”，又有“机会”之义，因而有原本的“时间”含义；第四，边缘有“有限”义；第五，边缘衍生出“围绕”“沿着”之义，皆与“空间”有关；第六，最重要的是，佛教已经用“缘”来阐释“缘起性空”这样的中心思想。

他在描述《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之主旨时说：“这本书中对于海德格尔、中国天道观（儒、道、兵、法等）及其关系的讨论中都有这样一个境域构成的张力背景。没有这种被现象学者称之为边缘域或构成视野（Horizont）的领会晕圈，关于人文现象的比较研究就会或牵强或不及，而达不到相摩相荡、氤氲化醇、‘其言曲而中’的对话境界。”此书的副标题是“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他在脚注中说：“本书中‘视野’‘视域’‘境域’‘境界’‘缘境’‘境’是一组同义词。只是，有‘视’的词突出人的纯体验的一面；而有‘境’的词则更多地意味着这体验的源泉和归宿。不过，很明白，这‘视’和‘境’水乳交融，相互做成。没有哪个视野中能无境，也没有哪个境界不在视野的构成之中。”

在正文中，他提醒读者，这里的“源”字亦可作“缘” 。正是视野与境界水乳交融、相互做成而相摩相荡、氤氲化醇的体验，构成了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缘在。

2007年，五十八岁时的张祥龙。

对于海德格尔使用频繁的Ereignis，他则译为“缘构发生”，并解释说：“海德格尔要用这个词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任何‘自身’或存在者的存在性从根本上都不是现成的，而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来回交荡的缘构态中被发生出来。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自身的缘构成’，或含糊一些地译为‘缘构发生’、‘缘发生’。” 

这几个本来在字面上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被祥龙老师用“缘”字牵连起来，这种牵连方式，已经展现出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和世界文明观。

他认为，仅有中西哲学的对话与比较还不够，为了使这种比较“更广阔、更具蕴育力”，还需要找到“位于中西之间的第三者或参照者，使得整个对比研究获得新的一维”，这一维就是印度哲学。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看重佛教汉译对“缘”字的使用。

在中西印三大思想体系之间做哲学思考的，前有梁漱溟，后有丁耘，但张祥龙老师和他们二位的用意都很不一样。

他勾连三大体系靠的是“缘”，使三个哲学传统交叠构成了他的边缘域，这在祥龙老师哲学思考的开端就已经初具规模，那时候，读者往往还不大能理解，但在他后来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践行中逐渐展开，越来越成熟，最终呈现为《中西印哲学导论》中的这一形态。

哲学必须面对边缘问题

以“幸福”和“生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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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老师用“缘”贯通了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对哲学的思考和理解：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即它要涉及人类思想的边缘，也就是要面对边缘问题(marginal issues)。

这和他早年研究吕斯布鲁克和神秘主义有密切关系，神秘主义让人的精神上能体会到一种沉醉，思想能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不是一个抽象的枯燥的，而是有它内在的感动。祥龙老师认为神秘主义和自己的个性“一拍即合”，也刺激他去理解中国的神秘体验的向度。

张祥龙在西藏。（摄影：单之蔷）

那什么是边缘问题？它出现在面对“不可测”的边缘形势中，当我们穷尽了现有的手段，比如技术化的、常规科学的、感官常识的、概念推衍的认知手段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但是它又好像可以被解决，而且在深入的追求中，的确可能得到时机化的解决。

比如“一个注定要以死亡结束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就是个边缘问题，因为它不会像常规的数学、科学问题那样被解决，以至于可以得到“人生意义的规律”，每个人都只要将这普遍规律应用到自己身上即可。相反，每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别人的榜样和解答只是提示。

然而，这个问题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应对的虚假问题，有的人就确实解决了它，导致其人生有了质的改变。甚至可以说，你想逃避它，却可能会在意想不到之处遭遇它，所以这样的问题尽管显得飘忽，却总让人欲罢不能。

总之，“边缘”意味着活的终极，它让思想走到了头儿，立于悬崖边上，因此它是半有半无、半虚半实，既不能作为对象、哪怕是观念对象被把捉到，却又牵涉全局，可以是那“动全身”的“一发”。

纪录片《量子力学揭秘》（The Secrets of Quantum Physic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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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问题之一：什么是幸福？

这是一个典型的边缘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好对付，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答案。但恰在你觉得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时候，它却从你的手边溜走了，因为真实的答案要能经得住时间的颠簸。

很多人认为幸福是去追求金钱、爱情、信仰，但每找到一个东西，似乎觉得还是不够幸福。有人认为幸福只是个人主观的当下感受，但让我们进行一个思想实验，一只箱子里面有生命支持系统和让你快乐的设备。你进去后，不但生命需要都解决了，而且你的所有欲望也都能得到满足，你会是一直快乐的。同时告诉你，所有已经进去的人，迄今还没有出来的。你愿意进这个箱子吗？事实上是没有人选择进入这个快乐箱。

再设想，幸福是不是就只和思想世界有关系呢？有些人看似一生活得痛苦、枯燥，比如维特根斯坦曾经放弃巨额遗产去做一个乡村教师。他性格乖戾、极难相处，孤独一生，多次想自杀，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却在弥留之际向看护他的人说：“告诉他们（他的朋友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在维特根斯坦和斯宾诺莎那里，思想的极大丰富与物质匮乏乃至社交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都说自己是极为幸福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国籍，是一位哲学家及数理逻辑学家。他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然而，幸福和金钱、名誉、社会关系等又并不是全然没有关系。尽管确实有一部分人像颜回、维特根斯坦和斯宾诺莎那样，一无所有却照样心胸坦荡，但是大多数人估计是做不到的。总之，“什么是幸福？”无疑是个边缘问题，也是个终极问题，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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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问题之二：生死问题

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个边缘现象。我们可以思索死亡，可以经历到别人的死亡，但是我们无法经历自己的死亡而仍然讨论哲学。我们可以争论乃至定义生物学视野中的死亡：停止呼吸、没有心跳、脑子停摆，或是别的什么症状。有的哲学家说我们可以直接经历自己的死亡，但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如何经历呢？这就需要进入边缘思考了。

这个现象的边缘性还在于：既然人总会死，那么人的生命还有价值吗？叔本华就说：如果生命的结局永远是死亡，那生命岂不是一场错误？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许多年后，或者因为自然的变化比如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因为人类自己的科技发展和滥用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人类灭亡了，那么到头来，人类的存在岂不是一场瞎折腾？死亡到底是不是可怕的呢？

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个角度讲，我们经历不了自己的死亡后果，所以死并不可怕。但总有人怕死怕得要命，他怕的是什么呢？有人在面对死亡时大义凛然，他们完全不怕死吗？死亡真的是可以战胜的吗？为什么有些人本可以谈笑风生地讨论死亡，但是一旦面临死境的时候，在医生告知他还有半年、一个月甚至一天可活的时候，却恐惧起来了？

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我们愚蠢，还是人的本性呢？安乐死对不对呢？自杀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还是道德上的错误乃至罪孽？可见生死是个大问题，既被我们以明显的或隐蔽的方式关心着，又没有现成的答案。

甚至有报道称，在不远的将来，长生不老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永生是一个可以通过科技实现的东西。他们想把人类的自然死亡从现实中剔除，我觉得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自然死亡是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它是激发哲学和宗教的一个重大边缘经验，激发我们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深层意义。

中西印哲学：给边缘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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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哲学就是要应对边缘问题，它永远出现在人类精神的惊涛骇浪处，不可能是四平八稳、一劳永逸的。如果你凭借一般印象而认为，哲学是一套体系，哲学家必须是那种通过构造概念化学说来告诉你世界是怎么回事、灌输给你一个世界观的论证，那就错了。

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从边缘问题出发，《中西印哲学导论》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导论不一样，不以西方哲学对哲学的理解为中心，不认为希腊、欧洲和美国的哲学是唯一合格的哲学。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哲学导论的教材，包括各个国家出版的和翻译成中文的，几乎全部以西方哲学为中心或主导，至多加上一点东方哲学的花边而已。

而这本书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明的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大致形成一个三相结构（trio-structure），就此而言它是独特的。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哲学对于我们来说从来就是中西比较的，在这个全球化——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理解它——的时代，对哲学的理解如果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导向，不仅是不公正、不全面的，更是不深刻的和缺少思想意趣的。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在书中，张祥龙老师仔细分析了西方、中国、印度这三个哲学传统对终极实在、认识和审美这样三个共同的“边缘问题”作出了哪些不同的思考。

首先是终极实在的问题。“终极实在”指的是在变化过程中还能够保持自身身份连续性的东西。不同的哲学传统都要寻找这个终极实在，因为人类自古以来，总在经历着一种很强烈的人生和世界的虚幻感。虚幻就是没有料到的、打破了身份界限的变化。西方有赫拉克利特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在中国有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印度有佛陀因为看到生老病死各种痛苦而放弃王子的身份。

因此，终极实在是哲学探讨的人类和世界的最重要的存在特征。它能够使人解释虚幻、克服虚幻而达到真实，能够使我们的生存保持活泼的连续性。更深刻的是，它能使我们的生存充满了意义，不被中断，不完全破灭。

柏拉图关于存在—认知的四线段喻

西方哲学的方法是一定要找到变化中的不变，毕达哥拉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数”，巴门尼德声称“所有的运动变化都是假象”，而柏拉图则讨论“理念论”。中国哲学则“顺势而为”，认为变化不可避免。《周易》从最简易的方式进入变易，领会变易背后不变的样式；老子以“道”来强调天命的变化无常。反观印度哲学，他们“反求诸己”，努力突破内在与外部世界的界线。婆罗门教主张“梵我一如”，佛教奉行“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是一种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渴望认识世界的动物，这个特点也给人制造了重要的边缘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获得认识？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总之，就是“真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对此不同的哲学传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西方哲学坚持主客二分，追寻客观真理；中国哲学模糊淡化主客二分，强调主客转化；印度哲学彻底否定主客二分，主张通过瑜伽修行直观体验。

印度石造菩萨立像 犍陀罗（1~3世紀）

再就是美学的问题，从哲理角度来领会“美”，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它出现的条件，以及中西印的不同哲学传统如何理解它。西方哲学坚持客观主义美学，认为“美”来自对象之中的某些客观性质；中国哲学走中庸之道，在天地人的交互中直接感受美，比如汉字、书法；而印度哲学强调体验，通过佛像、佛塔、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和吟诵综合地呈现出来。

在中西印哲学的交叠融通中，张祥龙老师不断在传达的观念是：不管是中国的、印度的，还是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都能给“哲学”这种对于边缘问题的无尽思考提供不同的视角，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给你带来哪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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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印哲学导论

作者：张祥龙

到底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本书纵览三相智慧，回应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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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中西印哲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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